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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五六十年代一些票证的使用情况（第2页）

也有炊事员掌勺均分的。

炊事员掌勺分饭，对于计量不准，也闹出些穷酸事来，因数量不够，与炊事员争争吵吵的有之；炊事员难当而“罢工”或甩勺子甩碗的有之；为多买一个馍，被管伙员训斥或夺回，二人撕打者有之。

有的炊事员看人情打饭，大家编“张师打饭闪两闪，王师打菜打颤颤，李师捞面乱动弹”的顺口溜来嘲弄。

有些家庭吃饭也有不成文的规矩，主妇掌勺分配。

家中主要成员多一点，干一点；次要成员少一点；稀一点；小儿幼孙精一点，饱一点，妇老闲辈粗一点，欠一点；有“油水”的藏一点，遇到病人优待点。

这反映了骨肉亲情，患难与共的美德。

还有不少地方用荠荠菜、灰灰菜、白篙、救命粮、蕨根等无毒的野菜、嫩草等充饥，后来这些东西也不容易采到，就改吃稻草粉(用稻草碾成浆沉淀）、‘观音土(一种无毒树叶碾成浆沉淀后加工如豆腐脑状，灰绿色、味苦涩）”。

对于年轻口胃好的人，吃了这些不是食品的食品，并不感到多么难受。

但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并不能很好的消化这些“食物”，因此那些年有很多人都患上了不同程度的肠胃疾病。

3、不择手段觅食、乞食。

困难时期供应东西少，吃不饱又没“油水”、“怕饿”，成了一种社会病态，不少人整日里愁吃想吃。

有少数人为吃不择手段，不顾脸面地觅食、乞食。

那时在机关因加班加点，饿极了偷吃地里的生萝卜作过检讨；黑夜在群众房檐上掏麻雀蛋，遭到房主白眼；向炊事员乞讨过冷馍剩饭；与“病号”分享过残汤剩水。

困难时期，为吃为喝闹出的笑话也很多。

某干部春训班结束会餐，炊事员做的红烧肉每席一碗，每碗八块，每人一块；席间，有一碗少了一块，未吃着的人找炊事员争吵，后领导知道了才叫补了一块；而另一席碗里多了一块，多的这一块谁吃呢？

定不下，后经全席人同意抓阄，就在大家聚精会神抓阄时，多余的这块肉不知被谁乘人不备而偷吃了。

而自由市场早在1958年被禁锢，自由买卖违法，尽管有稀少的商业门店摆着东西出售，但都是国营性质的，凭票证才能买到手。

不过，在困难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买卖市场。

一是特殊市场，国营商业开设有特殊供应门市部。

其供应货物多是紧缺的、高档的糖业烟酒，畜禽肉蛋以及副食糕点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经营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有关上级明文规定，由商业部门签的“特殊供应证”，凭证按月定量供应。

供应对象是地、师级干部、老红军。职务越高，供应的数量越多，都按平价供应。另一种是高价商品，其价格高于同样商品的三、五倍不等，认钱不认人，只要有钱，随便可以买到。

但是这种市场在大中城市才有，一般的县城不设这种商业门店；只是有时给调拨点高档商品，商业部门对其视如珍宝，藏而不露，逢年过节，用以照顾某些重要人物。

那时，一般干部月工资三、四十元钱，面对这些高价商品，戏称“一只鸡”的工资，“两瓶酒”的干部，有几个人能买得起呢？

看到现在营业员视顾客如“上帝”，再联想到那时少数营业员的“神气”令人感慨不已。那时营业员依仗着柜台上的高价商品，身价倍增，傲气十足，态度冷漠。

三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黑市场。

买卖多以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食品为多，畜禽肉蛋极少。

对这些一类商品不准上市交易的，常有市管人员盯梢稽查，一旦被抓住，就会被训斥、东西被没收。

为了应付这一难关，参与经营的农民所出售的农副产品不多，携带方便，伪装巧妙，不易现，也没有固定的集市摊点，一般多在城墙角下，岔道路口，街头巷尾。

若遇到管理人员追来，一轰而散，又到别处去卖。

也有将粮食等物交给亲友，由亲友单线串联代售的。

如此现象名曰“黑市”。

那时城镇居民生活物资不足，幸靠这种“黑市”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