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越狱后的疯狂鹿宪州全（第4页）

李某没有理睬他，这时正好有一个保安员走过来，李某某眼疾手快，拔下车钥匙就扔给这个保安，没想到一下子被歹徒接住了。

歹徒大怒，挥动手中的冲锋枪大叫：“快下车，不然我开枪了。”旁边的保安一看歹徒手中有枪，顿时四散逃命。李某也无奈地下了车，歹徒不再理他，快步走到李某的夏利车后，用钥匙打开后备箱，将刚刚装上车的内有67万元巨款的两只铁皮提款箱提下车来，一溜小跑奔向停在一侧的公爵王轿车上。然后迅启动向南开去，整个过程不过5分钟时间。

李某随即打开手机报了警。案后不到1o分钟，海淀分局和刑警大队领导先后赶到现场。随后市局刑侦处、大案队和张良基局长、阮增义副局长也先后赶到现场。

张局长指挥现场勘查，并立即成立由刑侦处和海淀分局侦查员组成的“6。3”专案组。现场勘查访问，组织全市查控堵截可疑车辆的工作同时进行。

据李某和目击者提供的情况，蒙面劫匪操北京口音，3o岁上下，身高1。7o米左右，体态中等。逃跑时戴深色头套。

9点1o分，在海淀区红砖村一居民家墙外，现被蒙面人抛弃的黑色公爵王轿车。侦查员在车内现了被抢的两个提款箱，箱锁已被撬开，里面的巨款被洗劫一空。

蒙面劫匪驾驶的黑色公爵王轿车，车源很快被查清：这辆车是北京凡特金融机具技术开中心的。1995年5月16日晚上，该车驾驶员开车回家停放在楼下，第二天早起上班时现汽车被盗，当日向海淀分局报案。

车内座位上现一个按摩器，经过访查，原车车主辨认后说：不是他的。对侦查员来说，这确是值得一查的线索。

案犯作案使用的军车牌也有了着落，是某部政治部文化供应站微型面包车的车牌。这副车牌于1995年6月1o日，在朝阳区安慧北里三区被盗走。根据案中心现场知春里小区和案犯抛车现场花园路红砖村的环境特点，专案组进行了现场模拟实验，中心现场距抛车现场2。3公里。

在特定时间环境下，如按车每小时6o公里的度，沿案犯逃跑时所经线路行驶，从案中心现场到抛车现场所需时间为5分钟。

专案组经过综合分析达成共识：认定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和预谋的抢劫案。作案人具有熟练的驾驶技术，对车门锁性能构造熟悉；会使用并持有制式枪支；有盗窃、抢劫机动车的行为或嫌疑；并于1995年6月以来使用过军车车牌。

6月6日，专案组召集全体成员会议，制定了以“6。3”案为主与“2。8”案串并侦查的方针。北京电视台、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新闻媒体刊登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告，要求广大市民提供线索。

如今，上述三起血案的始作俑者已真相大白，这个人就是鹿宪州。在这三起案件中，那个心狠手辣、来无影去无踪的蒙面大盗，正是这个越狱在逃、丧心病狂的恶魔。

他用抢劫来的沾满鲜血的数百万巨款，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他曾一掷千金，只为博取情人一笑；也曾慷慨解囊，赠予黄民平1o万元，以报答他曾经的帮助。至于在海鲜酒楼的纵情畅饮、在卡拉ok的销魂之夜，更是他一掷万金的手笔。

如此奢靡挥霍的生活，让这个潜逃的死刑犯感受到了巨大的快感。而一次次得手的抢劫经历，更是给他带来了更大、更强烈的刺激。

他自认为自己的作案手法天衣无缝，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甚至对公安人员充满了轻蔑，认为他们无能。他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钱，也有能力抢到更多的钱，只是每次抢劫都充满了风险，一旦遇到反抗，就可能会失手。因此，他急需寻找一个得力的助手。

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地回想着自己接触过的每一个人，仔细地比较着谁更符合他的选择标准。渐渐地，一个清晰的形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鹿宪州兴奋地一拍大腿：“就是他了！”

这个被鹿宪州“选中”的人，就是郭松。

需要强调的是，鹿宪州单枪匹马犯下的这三起抢劫案，郭松既没有参与，也毫不知情。如果郭松没有遇到鹿宪州这个人，如果他没有与这个江洋大盗一拍即合，那么他的命运可能会截然不同。

郭松于1964年8月出生，比鹿宪州小一岁，祖籍北京。他在北京出生、长大，自幼便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他的父亲是国家某部技术设计院的老干部，母亲则是某学院的外语教师。

这样的家庭环境，本应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事实上，在北京有许多类似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然而，郭松这个父母的“掌上明珠”却令人大失所望。

他1972年上小学，当时正值特殊时期，学校对学生的学习并不重视，他所在的北师大实验小学也不例外。因此，他的学习成绩好坏无从评判。

其实，郭松是个极其聪明、记忆力极佳的孩子，只是因为他养成了不爱学习、贪玩散漫的坏习惯，结果聪明才智没有用在正道上。

尽管后来他升入了北师大第二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但他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垫底，考上高中无望。经过一番努力，他于198o年进入北京某厂下属技校读书，1983年毕业后就留在厂里当了一名工人。

那时，郭松刚满2o岁，未来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如果他能从那时起，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奋学习，努力工作，那么成功的大门依然会为他敞开。

可惜的是，在工厂工作了两年后，他的意志变得更加消沉，思想也变得更加颓废，他对繁重紧张的工人生活感到厌倦。再加上他经常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他更加向往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

他常常抱怨说：“在这破工厂工作，真是无聊透顶。”后来，他索性不去上班了，整天在社会上闲逛。

到了1985年，他正式向厂里提出辞职。这样的工人，厂里当然不会挽留，从此他就成了一名无业人员。

此后，他曾尝试自己创业开公司，但由于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很快就连成本都赔了进去；他也曾倒卖过货物，但偶尔赚的一点钱，也很快被他挥霍一空，始终无法攒下钱来。

就这样一直混到了1988年，他依然身无分文。后来，他结识了几个狐朋狗友，却不料他们是一个盗窃团伙，他们偷来的东西让郭松帮助销赃，郭松从中分得一点赃款。

身处困顿的他却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5月，他在东城公安分局因涉嫌销赃被捕，随后被取保候审。未曾料到，短暂的自由后，他又重蹈覆辙。

5月12日上午9时许，郭松在复内大街长话大楼附近漫无目的地徘徊，恰巧一位纯真的外地年轻女子向他询问前往西城区政府的路线。

郭松连忙热情地回应：“区政府啊？就在我家附近，我带你走吧！”毫无防备的女子误以为遇到了热心肠，便跟随他走进了一条小巷。不料，在自己的住所，郭松再次犯下罪行。

女子愤怒之下报警，警方依据她的指认迅将郭松逮捕。郭松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989年7月，西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4年有期徒刑。

服刑期间，郭松的行为表现并不理想，时常与其他囚犯生冲突。1992年底，他突然出现异常症状，口吐白沫，言语混乱，情绪波动不定。起初，管理人员怀疑他在装病，但又无法确定，于是申请了司法鉴定。

经过鉴定，郭松确实患有轻度精神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监狱于1993年5月24日批准了他的保外就医。同年7月，按照法律规定，他得到了定期释放。

出狱初期，郭松还算安分，与母亲同住，一边治疗疾病，一边处理家务，偶尔会与旧识相聚，但并未做出违法之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内心的恶念逐渐显现。他思考着无钱无业的未来，一个大男人不能永远依赖父母。于是，他打算寻求昔日的“朋友”帮助。

鹿宪州就是他寻求帮助的人之一。早在1988年，郭松因常去燕京饭店的舞厅跳舞，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北京福利公司经理汪某，又通过汪某认识了常在饭店揽客的出租车司机鹿宪州。鹿宪州的慷慨大方让郭松深感敬佩，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郭松入狱后，这段关系便中断了。

1994年夏天，当郭松决定求助鹿宪州时，他已失去了鹿的联系方式，也不确定鹿是否仍在原单位。于是，他来到燕京饭店寻找，意外遇见了曾相识的黄民平。黄民平告诉他，鹿宪州在他入狱后不久也因重罪被判死缓，但已逃脱，藏匿在北京的某个角落。

听到这个消息，郭松先感到庆幸鹿宪州能逃脱。他对黄民平说：“鹿大哥对我有恩，现在他有难，我应该帮帮他。如果他需要帮助，你就告诉我。”随即，郭松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黄民平，让他转告鹿宪州。

没过多久，鹿宪州便打来电话，邀请郭松在西直门的一家小餐馆见面。阔别多年，两人相见甚欢，畅谈分别后的经历。饭后，郭松掏出2oo元递给鹿宪州：“大哥，我现在还没工作，这点钱虽少，但这是我的心意。”

鹿宪州深受感动：“兄弟，你真是重情重义！”此后的这一年，他们仅通过电话联系。直至1995年8月，鹿宪州势力渐增，才再次与郭松见面。

此时的鹿宪州面色红润，体态丰盈，他信心满满地告诉郭松：“我准备出去活动活动。”郭松不明其意，后来才知道鹿是去东北等地购买枪支弹药。

鹿宪州与郭松的下一次见面是在一年之后。1996年6月，郭松已结婚生子，妻子是黑龙江的外地女子，两人经营着一家小廊，生活还算和谐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