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忠义九点十分左右,在南平大道东这一站坐上34路,34路大约二十几分钟后到达文昌路口站,何忠义下车,文昌路口附近的监控拍到了他一个背影,几分钟以后他走出监控范围,追踪不到了。”
骆闻舟从小在燕城长大,一听地名就明白大概位置。
“文昌路”位于花市区中央商圈东南方也就是说,死者离开承光公馆之后,非但没有回家,还往反方向走得更远了。
“我现在就在文昌路口,”陶然举着手机,在嘈杂的交通噪音里大声说,“所以至少九点到九点半之间这段时间里,何忠义不在西区,当时周围老百姓听到的吵闹声和命案也没有关系。马小伟太冤了,王洪亮干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抓他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警察杀了人,要找人顶罪呢。”
“骆队。”这时,一个刑警跑过来,塞给骆闻舟一堆材料,“法医那边的同事们把报告传过来了,推断死者何忠义的死亡时间大约在二十日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
“九点到十点之间,”骆闻舟接过来翻了翻,没回答陶然的疑问,“按照这个结论,何忠义下车之后不久遇害的可能性很大。”
陶然大概是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电话里的杂音小多了“九点左右,承光公馆里的饭局正好结束,张东来从室内出来,第一次被院里的监控拍到脸。当时他在院里逗留了一会,随后重新回到室内,九点四十五分,院里的监控又拍到了他,他跟一个女孩出来说了会话,然后相携去了小树林。”
骆闻舟叹了口气:“我看张少爷这行程安排得实在紧锣密鼓,应该忙得没空杀人。”
“如果他没有双胞胎,那张东来的嫌疑确实可以洗清了,咱们是不是得放人了”
骆闻舟不置可否,只问“你还查到了什么”
“还有一份通讯记录,”陶然说,“我跟你说,这件事很奇怪死者在承光公馆外围等人的时候不是打了一通电话吗我从他室友那拿到了他的号码,去查了一下他的通讯记录。二十号晚上,何忠义曾经几次与一个没有登记过的号码通过话。”
“唔”骆闻舟一挑眉,“奇怪在哪我们之前不就推断死者和凶手应该认识吗”
陶然说“奇怪的不是这几通电话――那天晚上九点五十左右,何忠义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来自另一个难以追溯的黑号,内容是结账地点改在金三角空地,五月二十日你说这是什么意思结账结什么账跟谁结金三角空地又是什么我总觉得这个名字有点”
骆闻舟突然开口打断他“先不管这个,文昌路那边是老城区的核心地段,人很多,九点多也不算晚,你带几个兄弟在附近转着问问,看是不是能有见过他的。”
陶然一愣,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骆闻舟那边已经急急忙忙地挂了电话。他忍不住对着自己的手机皱了眉之前,陶然以为王洪亮只是一只单纯的幺蛾子,就想推诿责任和尸位素餐,因此要防着他干出出圈乱纪的事阻挠调查,最好能找个由头把他捅下来。
而直到这时,陶然才隐约意识到,这件案子里恐怕并不只有政治。
市局刑侦大队行动非常利索,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刑警们全部就位,兵分四路,开始拿着死者何忠义清晰近照到处打听。
这种工作通常是刑警们的日常活动之一,不得不做,极其漫长无聊,痛苦程度大约和在路边传单不相上下,他们得把一样的话跟无数人解释无数遍,能不能排查出蛛丝马迹,却还是都得拼运气。
因为人眼不是监控摄像,不可能把每一个经过的人都留存。
而这个城市太大了,所有人都在早出晚归的洪流中周而复始邻里之间大多只是点头之交,公共交通工具上只有一大片低着的头,人们透过巴掌大的屏幕,可以能围观大洋彼岸的闹剧,窥探南北极上的奇闻,参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所有大小热门事件的讨论,每时每秒都忙碌非凡,当然无暇记住一个衣着不合时宜的小小打工仔。
因为他实在太普通、太无趣了,并不值得一顾,也并不值得被短暂地存在谁的记忆里。
不论死生。
这一次,警方的运气用尽了,陶然他们头顶太阳,一直把太阳叽里咕噜地顶下了山,依然一无所获。
“副队,我们那边都说没见过。”
“陶副,我们走访的是西边那条路,把沿街店铺里的监控挨个调出来看的,你猜怎么着没有。”
“有个老头说他可能见过,我问他往哪去了,结果他给我指了一处建筑工地。”
至此,何忠义下车以后去了哪,又在哪里遇害,线索又续不上了。
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人,来到偌大的燕城不到一年,在监控的默片中绕着城市中心走了大半圈,继而失去踪迹,死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而人死了,尸体竟还不肯歇息,竟又离奇地乾坤大挪移,千里迢迢地回到花市西区――从哪来,回哪去,不影响繁华地段的市容建设。
陶然也无计可施,只好把一帮被烈日烤出油来的刑警们就地解散,简短地向骆闻舟汇报了失败的工作进度。
“我这边估计没什么进展了,”陶然说,“我看还是得重新回去做受害人分析你这是在外面吗”
骆闻舟好像正在什么人的车上,因为电话里传来车载收音机的路况播报,主播正在用“穷举法”描述“全市每一个地方不堵”的晚高峰。
骆闻舟含混地应了一声,顿了顿,把车载收音机关上了“或者也可以想办法走张东来这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