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如今这个案子,郭峰接也是接,不接也得接。
郭峰沉吟半饷忽然喝道:“下面所跪何人啊。”
他这一喝其实也是壮着胆子,先把自己的气势弄出来。
谁知他这一嗓子仿佛是惊醒了梦中人一般,孙奕如同杀猪的般叫道:“启禀老父母堂上,学生是朔州张家的大儿子张文勤。
他们宁国侯府仗势欺人,当年修建府宅非让我们张家先垫付建造款项,共计纹银三万四千两,学生有文书为证。
结果五年过去了,期间我们张家多次讨要,他们都拒不支付。
学生上有高堂父母,下有兄弟姊妹,实在迫于无奈,只能求老父母为我们张家做主啊。”
说完孙奕仿佛死了父母一般的大声哭泣了起来。他这嗓子喊着,当然不是给什么知府听,而是给外面围观的百姓听得。
由于事涉皇亲,断没有进二堂三堂问案的道理。
大明的文官那可是一直以打压勋亲、国戚、宦官为历史使命的。
所以凡是有这种案子都恨不得当街堂审,好让天下得知。
郭峰一听他自称学生,立马虎了一跳,赶紧说道:“既然有功名在身,岂可跪于堂下,还不赶紧起身回话,真真成何体统!”
按照大明制度,秀才、举人等有功名在身的,大堂见老爷也均可以不用下跪。
所以孙奕这一跪,知道的是他自己不懂规矩畏惧堂威,不知道的可能会以为郭知府视朝廷科举为无物,那可就是跟全天下的读书人为敌了。
孙奕听他一说,这才慢慢的站起身来,其实他也不想跪,县衙用的都是上好的青砖铺地,跪上去还挺疼的。
但他今天来就是做戏来的,如果不跪下伏地痛哭,总觉得戏剧的表现力不够。
也正是因此,他才再三跟张晋宋要求让他来。
张晋宋老成持重,岂可以做这等下作委屈之态。而孙奕一个孩子,未及弱冠之年,那自然是怎么撒泼打滚都是可以的。
孙奕的这些举动瞬间就感染了大堂之外远远望着的老百姓。
大家都觉得张家公子这个委屈确实不浅,不然怎么会这样痛哭流涕。
来之前张晋宋和孙奕也曾经就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有过讨论。
结果找来孙奕的西席先生一问,这个计划不仅可行,而且非常的便利。
这个西席先生早些年也是混过官场的,可惜品级不高,兼之身患疾病,因此年近四十就致士了。
这才在朔州城富商张家做个西席,赚点外快贴补家用。
老先生虽然品级不高,但是官场的规矩那是门清。
他介绍到,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个好习惯,那就是最喜欢为民做主。
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里就苦口婆心地对官员说:朕设立地方各级官员,本是为了治理百姓。
然而所任命的这些官员,都是些不堪之徒,到任后就与当地吏员、皂隶以及泼皮无赖一起残害良民。这等贪官污吏,若不惩处,民何以堪!
为了监督官吏,防止他们坑害百姓,朱元璋认为光靠苦口婆心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鼓励“民告官”。
特别鼓励老百姓“越级上访”。
朱元璋在《大诰?民陈有司贤否》中说:“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许境内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
意为如果官吏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上访;
甚至对那些被同僚排挤、诬陷,实际上很清廉的官员,老百姓也可以集体进京上访,为其昭雪。
虽然明朝中后期,这个事情很少生,民告官,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怎么千里迢迢的去上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条法律失效。
只要有人有实力抬出《大诰》,那就是明朝的祖制,谁也不能说这个事情无理。
而孙奕到大同告状,大同的官员当然也没有本事把堂堂国舅宁国侯请到大堂来问话。
这个事情最后大同府只能问清来由经过,然后整理相应的案件文件,往刑部,由刑部来决定是自己亲自审问还是由大理寺勘察。
但案件问的如何,孙奕一点都不关心。
就像前面说的,张家此行就是想朝廷传达一个态度,张家是坚决支持皇帝倒张的。
同时孙奕还听从了西席先生的建议,写了举报信到山西道检察院哪里,差遣了心腹的家人,把文书的副本誊写了一份,还特意说明了要去大同告状。
相信这两个线路下来,老张家一定是一朝闻名天下知了。任谁也不能说他们是张居正一党了。
郭峰简单的问明了事情的经过,让孙奕在问案记录上签过了名字,也觉得没什么的可以再问的了。
这个案子他只能接,而且他也没资格审问,只能封存证据往刑部。
但是他看着孙奕委屈的目光,怎么看都怎么感觉对方在笑。
他心中不由一凛,看来何老友的请托又要落空了,这张家怕是此劫可以安然度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