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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1页）

被告方最重要的证人当属赛摩尔·豪勒博士。他说在1994年10月5日的约翰·d·隆湖双命案发生前数月，苏珊·史密斯已经有了明显的忧郁症和严重的自杀倾向。为了排解其孤独感，苏珊开始酗酒，并陷入了一种自我毁灭式的性关系网中。在案发前的六个星期内，苏珊同时和几个男人之间有性行为，包括她的继父巴威利·卢索，她当时的男朋友汤姆·费利，汤姆·费利的父亲、康硕产业的总裁及苏珊的老板j·卡瑞·费利，还有她已分居的丈夫戴维·史密斯。赛摩尔·豪勒博士认为，苏珊的性行为只是暂时地缓解了她压抑的心情，接踵而至的罪恶感反倒使她跌进了更深的压抑之中。赛摩尔·豪勒博士印证了汤姆·费利的说法，他告诉法庭：“她的性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为了自身生理的满足。”就像她小时候勤奋学习以讨好家长和老师一样，在与男人zuo爱时，“苏珊更关心的是取悦于他人，让他们都喜欢她。”赛摩尔·豪勒博士进一步指出，苏珊与汤姆·费利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苏珊“和许多男人都有强烈的、长期的性关系，很难说汤姆·费利就一定是她最钟情者。”所以公诉方关于苏珊·史密斯为赢得情人而谋杀两个孩子的所谓作案动机的推论是“一个荒谬的想法”。

当谈到双命案发生的夜晚时，达韦德·布卢克向赛摩尔·豪勒博士提出了一个人人都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苏珊·史密斯最终没有走进湖水里？”豪勒博士答曰：“出于人人皆有的求生的本能。尽管在她拉开车门跳出马自达之前，苏珊已经决定了要和孩子们一起葬身约翰·d·隆湖，但在最后的一刻，她害怕了。”赛摩尔·豪勒博士告诉法庭，当苏珊·史密斯压下紧急制动手闸，让马自达滑入约翰·d·隆湖时，她的脑子里出现了空白，使她没有意识到两个孩子的存在。豪勒博士分析了苏珊离开湖岸到麦克劳家的路上，开始编造谎言时的心理过程，指出苏珊并非公诉方所描述的处心积虑的谎言家，她这样做只是生怕别人把她想成一个坏女人。赛摩尔·豪勒博士最后说，如果苏珊的压抑症和自杀企图能及早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稍加治疗，这桩震惊全国的惨案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被告方还传唤苏珊的朋友，熟人，邻居等，这些了解苏珊，甚至看着她从小长大的人们告诉陪审团，苏珊自幼便是一个听话的，但心思很重的孩子，她从十岁起就出现了自杀倾向。他们还作证说苏珊确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戴维的妹妹贝奇·史密斯说，在本案发生以前，她一直把苏珊当作一位为孩子鞠躬尽瘁的母亲的典范。

7月日，星期六，总结性发言。

首席公诉人托马斯·波普声情并茂地向陪审团勾画出史密斯兄弟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被困在车座里，哭泣，叫喊，要妈妈。而那个把他们放进车里的女人却站在高高的湖岸上，用双手堵住了耳朵。”托马斯·波普再次强调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她以那只紧急制动手闸作为武器，结束了两个年幼的生命，只是为了创造一个和她所倾心的情人汤姆·费利一起生活的机会。”

被告方的茱迪·克拉克的发言则不那么富于戏剧性，她一如既往地利用每一次机会争取人们对苏珊的同情。她强调苏珊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们的无条件的爱”，指出她：“并没有蓄意要加害于迈可和亚历克思，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谋杀。”“被告人并不是邪恶的化身，而只是一个被生活所扭曲的绝望痛苦的灵魂。”“苏珊确实是自己作出了选择，一个有悖情理的悲剧性的选择。”“她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真正导致这一行为的，却是她的郁闷，压抑和孤独无助。”

法官威廉·霍尔显然也是同情苏珊的，他在向陪审团作指示时告诉他们，除了公诉方所起诉的谋杀罪外，他们在审议时也可以考虑较轻的如过失杀人罪。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过失杀人罪只判至10年有期徒刑。

陪审团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审议，于当晚7点55分作出了裁决。陪审员一致认同公诉方对案情的陈述和分析，认为当苏珊·史密斯在约翰·d·隆湖畔压下马自达轿车的紧急制动手闸时，她完全清楚她在做什么。他们也支持公诉方关于被告人作案动机的观点，指出苏珊·史密斯之所以谋杀迈可和亚历克思，是因为她那位花花公子男朋友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孩子。当陪审长在法庭上宣布，陪审团裁决被告苏珊·史密斯两项预谋杀人罪成立时，苏珊以手掩面，浑身颤栗，泪水从指缝间流出。

只过了一个星期天，7月4日，1名陪审员又回到威廉·霍尔法官的审判室。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为被告苏珊·史密斯量刑。在南卡罗来纳州，对谋杀罪的量刑可以是无期徒刑或死刑。判刑与审理的法律程序基本相同。

公诉方仍由凯茨·盖斯作开场发言。他再次强调苏珊·史密斯的“九天欺骗和九天诡诈”。

达韦德·布卢克代表被告方致开场白。已经有了陪审团的裁决，被告辩护律师必须对自己的立足点作相应的调整。达韦德·布卢克在发言中接受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指出她是一个在生活中陷入深深的困境的、

心灵脆弱的女人，为了爱情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达韦德·布卢克说：“实际上，对苏珊·史密斯的最高惩罚是终身监禁，而非死刑。”在本案审理期间，不少证人，包括为公诉方出庭的心理专家唐纳德·摩根博士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

公诉人托马斯·波普首先在法庭上播放了几组录影带。人们又看到苏珊·史密斯面对全国的电视观众眼含热泪，祈求上苍惩罚劫匪，让她的孩子们平安归来。

亚当·维尔希中心的玛格丽特·弗莱尔逊女士第一个出庭。她说案发之后，苏珊·史密斯显得异乎寻常的镇定，不像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

苏珊的表嫂玛嘉莉·格利高里则告诉陪审团，苏珊·史密斯如何在每次接受记者采访之前，编造谎言杜撰案情，蒙骗警方及公众达九天之久。玛嘉莉·格利高里就职于南卡罗来纳州里齐兰地区警署公共信息办公室。案发后琳达·卢索特地请她来代表苏珊家人处理与媒体的诸多事宜。

公诉方最后一个，也是作证时间最长的一个证人，是苏珊的前夫戴维·史密斯。他身着白衬衣，系一条孩子气的迪斯尼米老鼠领带，那是儿子迈可生前最喜欢的领带。戴维在证人席上声泪俱下地告诉法庭，自从1994年10月5日的那个悲惨的夜晚，“我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梦想，我一辈子的计划和打算全都破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再也没有可能与迈可和亚历克思共度我的后半生。”戴维·史密斯泣不成声，陪审员中至少有三个人和他一同掬泪，旁听席上也传来阵阵呜咽。法官威廉·霍尔几次击槌“肃静！”无效，只得宣布暂时休庭。当苏珊被法警带过戴维身边时，苏珊哭喊道：“对不起，戴维！”戴维无动于衷。

出人意料的是，被告方没有对戴维交叉取证。在审理期间，被告律师们曾一再追究戴维的言行。可以肯定，作为被害者的父亲和被告人的丈夫，戴维对这场家庭悲剧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媒体预言，当戴维出庭时，达韦德·布卢克绝对不会放过他。公诉方也为此作了相应的准备，在移交证人之前，托马斯·波普已事先请戴维在法庭上澄清了几个被告方可能会纠缠的问题。

事后人们纷纷猜测，也许因为戴维·史密斯已经在证人席上打动了陪审团，赢得了众人的同情，被告方再怎么对他穷追猛打亦无济于事。过了很久达韦德·布卢克才露出了口风说，是他的委托人苏珊·史密斯请求他不要为难戴维。苏珊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活着的人们当中，她最对不起的就是戴维。

因为公诉方业已赢得了陪审团的裁决，法官终于允许他们在法庭上出示部分迈可和亚历克思的遗骸照片，但仅限于胳膊和腿部。

公诉方最后在法庭上播放了技术专家们模拟酒红色马自达从斜坡滑入约翰·d·隆湖水的实验录像。因为引擎等机械部分都在轿车的前部，案发时车后厢基本是空的，湖水开始渗入车内不久，马自达的后部翘出水面，头部扎进水中。公诉方律师凯茨·盖斯在电视屏幕旁作同步解释说，这时候迈可和亚历克思已经被冰凉的湖水激醒。当马自达开始翻转时，两个孩子脸朝下对着湖水，就像被人把头强摁入水中一样。实验表明，因为门窗紧闭，需要整整六分钟才使湖水灌满马自达。可以想象，小哥儿俩在这六分钟里是如何惨不忍睹地挣扎、哭喊、扑腾……

南卡罗来纳大学的阿尔琳·安佐斯博士再次为被告方出庭。她这次作证的着重点是史密斯夫妻关系中的不和谐之处对被告人心理和精神的影响。安佐斯博士以大量的事实说明，1994年8月，史密斯夫妇最后一次分居之后，苏珊的精神状态开始急剧恶化。特别在苏珊以戴维和蒂凡妮·摩尔的婚外恋为由提起离婚上诉之后，戴维做了一系列有损于被告人形象，侵犯被告人隐私权的事，诸如窃听电话，私自搜查被告人的提包，并让蒂凡妮·摩尔跟踪被告人等。10月1日，戴维得知了苏珊与j·卡瑞·费利的奸情，当场威胁被告人说，要把这件事张扬给费利夫人。阿尔琳·安佐斯指出：“苏珊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坏女人，她的绝望和自杀企图就是在这时形成的。”四天后，苏珊把马自达连同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一起送进了约翰·d·隆湖。

对于诸如此类的指责，戴维·史密斯事后评论说，不和的夫妻比比皆是，但只有像苏珊·史密斯这样的邪恶女人才会对孩子们下毒手。

苏珊的哥哥司各特·沃恩代表被告人家属走上证人席。与其说是作证，他更像是在向人们乞求妹妹的性命：“我们已经失去了迈可和亚历克思，如果这出悲剧还要被利用来把苏珊送上电椅，那岂不是残忍和荒唐吗？”“苏珊并不在乎死亡，她真正害怕的是活着的煎熬。”“还有什么惩罚能比失去两个孩子更让苏珊感到痛苦？！”

最后出庭的是苏珊的继父巴威利·卢索。他承认自苏珊还是少女之时，他就开始了对她的性骚扰，而且后来从未间断过。他们之间的性行为基本都发生在卢索家，只有一次是在苏珊和戴维的托尼路的房子里，还有一次在施巴坦堡的旅馆房间里。巴威利·卢索说，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人们对他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