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市内,当天晚上,我就把张书记交待的讲话稿写好了。
次日上午交稿。张书记看了很满意,对我说:
“你很辛苦,过年也只有几天了,现在就给你放假,你也去做点私事,这边有事,让李师傅跟着我就行了。”
我点点头。回自已的办公室,把各种出差补助造好,走到分管后勤的叶主任那儿,请他签字。然后去了财务室。
领完奖金、补助,回到宿舍,我无比放松。
这时,旭哥打电话来了,问我什么时候放假,我说:“谢天谢地,现在就放了假。”
他说:“那你等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一会儿,旭哥过来了,我们俩进了卧室,他把账一算,给了我五万。
我说:“你别多算一些给我啊。”
旭哥说:“亲兄弟明算账。我也不会多给。”
我说:“我也不参与管理,什么事都没做,以后,仍然像现在这样经营得好,就每年给我比利息多一点的钱就行了。
不然,我内心有愧。”
旭哥摇了摇头,说道:“你家境也只有这么好,父母不可能给你钱,我帮你算一下。”
接着他边倒手指边算:“一两年内,你要结婚。你原来住的房子要改建,你要集资买房。就这两笔钱都不少。
我也知道,你为了自已能在机关站稳脚,不敢收别人的红包。真的说起来,当个廉政的干部苦啊。”
我没反驳了,别人以为当干部收入高,其实,当个拿工资的干部,真的捉襟见肘。
特别是象我这种干部,给一把手当秘书,如果想收钱,确实有人送。但是,我能收吗?
我出事,我爹娘怎么办?以他们那种死要面子的性格,不会投塘?
旭哥真是个聪明人,马上说:“快过年了,我也忙。我把佩青调抽出来,专门为你服务。你要用车,就打他的电话。”
我说:“你太好了。”
旭哥站起来,扬一下手:“那我走了。”
我也没送他,与真正有利益关系的人在一起,少让人看到为妥。
旭哥走了,我准备还师父的钱,这笔钱,借了他好几年,我算了算,按一般的银行利息,其间有升有降,我也要还他6000—8700。
我用另一个信封,包了8000元,把两笔钱分别装在两个口袋里,走了过去。
师父打开门,没说什么,把我让进书房。
仍然是煮茶,发烟。
我和他聊了一些放假的事,说如果他要回老家,我就派人送他。
他问我哪里有车。
我笑道:“就是曾经送过您一次的旭哥有车。”
他摇了摇头:“不麻烦别人了。”
“不是麻烦,他有两辆小车,旧的就专门调给我。至于从老家回来,您就自已想办法。送回去没有一点问题。”
他见我说得诚恳,便叹道:“其实,我爹娘都不在了,但他们的坟,我要去看啊。我那儿子,前年回老家去了一趟,又是两年了。
他们没有这种传统的观念了,我还是要有啊。”
我说:“师父,您儿子不在身边,我就是您的儿子一样。”
他很感动,眼角都湿润了。叹息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追求。但国外的环境,让他们变了,他们对什么祭祖,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
而我呢,不习惯他们的生活,在那边一天也进不下去……”
听着一位老人倍感孤独的自述,我安慰道:
“也不急,他年轻,只奔事业和前途,年龄大了,他会懂这些,会回来扫墓的。”
其实,我也知道自已的安慰空白无力。有多少离开祖国的人,把别的国家当成他妈。
师父半晌不语。
我说:“我一直在你身边,如果有条件了,今后车子会有的,你要到哪儿去,我送你。”
他才笑了,说道:“说实话,靠他,我还不如靠你。不说车子,就说平时,你还真像个儿子一样,到我这边问寒问暖。陪我聊天。
这机关也很冷漠,我退下来了,朋友也没几个了。特别是在机关工作,这人情冷暖,格外明显。但若回老家去住,也没几个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