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那句“想到了什么说错的话呢”,他才第一次认真感知到了那种被触动了的情绪。
——人的情绪,说到底不过是这种极易被具象化物体所拨动的东西。过于超脱认知范围的痛苦,只会如空中楼阁般虚浮,直到那真切的,近距离的失去,才足够击溃一个人所有的防线。
目睹着伯邑考被献祭的周昌,恐怕直到最后,直到脑海中都开始倒流回忆的时候。才真正作为一个父亲,被切实击倒,再清楚不过地认知到,他永远失去了一个可能从小期望着长大,足够成为他的骄傲和依靠的孩子。
……刘启默然将手臂收紧,迎着身边王娡的目光,眼神飘移地将她和孩子们都搂进自己的臂膀。
伯邑考的死,对于整个西周高层来说,可能都是一次巨大且无比沉重的打击。
不说上面提及的艮卦,包括传世文献中大多公认和长子有关的震卦中,周昌的痛苦和挣扎都在《易经》卦爻辞的表述中淋漓尽致。
这个不幸的占卜家,可怜的父亲,在经历了这样的噩梦之后,只能逼迫自己将长子的逝世确实看做一种对上帝的献祭。于是他将关于长子的记录重又占卜,将吉凶祸福悉数载入,寄希望于将其纳入《易经》天人观的整体逻辑之中。
他尚且没办法全然否定商人宗教的全部理论,于是他只能逼迫自己相信,也许经由长子的牺牲,诸神会因此开始更加青睐周族,也许他们不会再庇佑纣王。
也许正如对于这个结果深表满意的纣王所说所想的那样:周族为商朝的先祖诸神贡献了足够分量的祭品,还一起吃下了祭肉,他们一定会得到来自神灵的赐福。
周邦正在从蒙昧走向开化,从落后走向文明。他们在商人统治的天地秩序中终于找到了属于他们的位置,这一点是值得所有人高兴并且引以为傲的。
——至少周昌必须这样逼迫自己相信。
自欺欺人。
这是天幕一番近乎强词夺理的语句之后,大多听众脑海中最先冒出来的词汇。
可是那并不是后世人自己真心的观点,所有人都能透过那神神叨叨,完全背离文明社会常识和直觉的宗教理论,看出它这般说辞的真实用意
。
它试图阐释文王当时的心境,讲述周昌当时的思考。
但这样的思考难免过于沉重,仿佛连空气都带着凝滞的压迫感,让人几欲喘不上气来。
这确实是在自欺欺人。一个对于自己长子命运无能为力的父亲,企图将儿子的惨剧粉刷上一层璀璨光辉,用以慰藉生者内心悲怆的自欺。
而这样的沉重,在意识到这样荒谬谎言的背后,支撑其运行的是一整套完整的宗教逻辑后,更多了几分无力的茫然。
整个故事中,最骇人听闻的关节,其实不过在于所有人都能够清晰认识到。周昌如果这样思考,是全然正确的。因为纣王——帝辛必然是这样思考的。
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出因缘巧合的悲剧,是一个时代阴暗面的血腥与残忍。
而天幕还在继续娓娓道来。
而文王新任的继承人,他的次子,未来的武王周发,在他继位后的短短数年,他便攻灭了殷都,那场决定了王朝更替命运的以少胜多的牧野之战随之名扬千古。
但实际上,他始终对于翦商事业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态度。
在他成年后,也许是年少之时曾经跟随父亲经历了殷都的残酷之旅,亦或是目睹并参与了长兄死亡的仪式,周发一直罹患有严重的焦虑和精神障碍。在他不算漫长的后半生中,他一直难以摆脱失眠和噩梦的纠缠。
比起他对于占卜有着执着狂热的父亲,周发在精神上对于周昌宣称的“受命”,以及其能和上帝进行沟通的能力依旧没有十足的信心。
他也许难免会在周昌一次次自欺欺人的时候于内心询问自己:
如果事实真如父亲所说,他们周族已然从商人手中夺得了神灵的钟爱,那么长兄当年为何会惨死殷都?难道一切命运的残酷,到底不过是所谓上帝的考验?
上古社会是神明尚未远离的社会,是神秘依旧笼罩在政权统治之上的社会。是比我们诟病过的两汉时期对于谶纬的痴迷还要狂热的政教合一的模式。
在现代人眼中,周发的困惑和畏惧,也许足够令人不解:受命于上帝不过是文王用以整合族群,统一力量的借口和手段,作为周族新任的领袖,武王为何要对这样本该所有人心知肚明虚无缥缈的东西真情实感地渴求存在。
但在商周交替年代,在宗教的思想键纹还没能为人破除的时代,周发所有的痛苦和不安,都是发自内心的“真实”。
刘秀的面色有些古怪。
向来表现得脾气温和,风度翩翩的光武皇帝,此刻有些困扰地摁住了自己的额角,面上流露出一些浅浅的尴尬:
曾经迷信谶纬的他和现在的他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后世人你不要依旧对于两汉谶纬盛行的魔幻场面耿耿于怀了啊!
但即使他此刻表现地再平易近人,却没有多少人在回想起不久之前,面前这位曾经对着世家大族多少还带着点欲说还休的委婉的皇帝陛下,是如何一夕之间微笑举起屠刀的故事。足够所有人——没办
法自问对陛下忠心耿耿别无二心的人——在看见这往日温文笑容的时候,反倒背后发寒。()
没办法,皇帝手腕的转换太过迅速,动若雷霆一般的果决刚烈。鲜血映红了无数个寂静苍白的月夜,也敲响了太多人内心沉寂太久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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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位温和的,朴素的,时而表现得和他务过农,当过普通太学生的出身太过契合,运气又实在有时好到过于恐怖,乃至于让人有意无意会忽视他刀锋的皇帝,本质上依旧是个在乱世中重振山河,哪怕承接了汉的国号,和马背上打天下的开国皇帝别无二致的存在。
于是他们齐刷刷在刘秀的困惑面前保持缄默。
从武王继位到周灭商,不过短短四五年的功夫。对于一个王朝的灭亡来说,实在显得有些匆促。于是传世的文献多少就显得有些稀少。
孔子编纂六经的时候,将西周人关于武王这一段时期生活和工作的记录中,符合儒家理念的部分进行了吸纳,说周灭商顺天应人,毫无悬念,依旧是传统的道德叙事的论调。
孔丘难免先“嗯?”了一声,再想想,发现确实可能是他干得出来的事情后,他又“哦”了一句。
从容的,并没有丝毫为后世人有些不满指责的窘迫,他只伸手摸了摸自己下巴上的胡须。
当然是传统的道德叙事了,春秋战国这都礼崩乐坏了,他还不多宣扬些道德之风吗?尽管不知道未来的他有没有找到一些更“真实”残酷的资料,是不是出于对商代真实的一些忧虑而选择放弃,孔丘对于自己的认知向来很清晰。
和那些在后世人口中频频提起的名字,比如司马迁不同。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纯粹的史学家,就算总是谦逊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实质上还是更偏向去阐述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