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遵赶忙回道:“陈老将军,国不可一日无君,我和王司徒率文武百官前来恭迎车骑将军回建康,共议新君登基大典准备事宜。”
陈安又垂下了眼皮,淡淡一笑道:“那你们继续在此等候吧。”
说罢,转过身去缓步踏入院门,在两名家丁关门之际,从门缝里飘出一阵笑声,“哈哈哈……伪桓楚成立之际,你们也一起去了楚王府吧……”
此言一出,众人无不面红耳赤,羞愧的低下了头。
桓玄建立大楚,作为皇室成员的司马遵,琅琊王氏的王谧、太原王氏的王愉等人都参与其中,并封官职爵位。
尤其司徒王谧,是他亲自连哄带骗把晋安帝司马德宗绑在身上,视若宝贝的传国玉玺解下来,然后带领文武百官去姑熟迎立桓玄。
不得不说百年东晋史虽然堕落腐化,不思进取,但早中期无论是司马皇室还是高门士族,都还是有些魏晋风骨和民族气节。
羯人石赵政权猖獗时他们未降,王敦、苏峻大叛乱他们未降,慕容鲜卑肆虐北方时他们未降,苻坚百万大军压境时他们也未降。
而且也不纳贡也不和亲。
作为同样偏安东南的小朝廷来讲,这就比后来的南宋、南明强上了许多。
然而到了东晋末期,这种风骨和气节就渐渐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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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个人认为,这跟东晋末年道教玄学渐渐衰退,儒术、佛学又重归社会主流有关。
儒家思想固然有好的一面,但是这种学问随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研究得越深越细,越就成为统治阶级盘剥百姓的利用工具,也是这些儒士们向皇帝献媚邀宠的伎俩之一。
而且他们研究出来的儒术加以歪曲利用,自成一套理论学说,甚至对于国家对于民族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如果国家和民族灭亡了,对这些饱学大儒来说没有丝毫影响。
当胡虏叛贼侵略而来,恰好作为达官显贵们的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已经已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出卖他们曾经的民族同胞、曾经的共事同僚,并义无反顾、干脆利索地叛变投敌。
因为在他们自编自导的儒学理论中还有另一套说法,叫做“顺应天命”,也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所以在他们的字典里,汉奸就是俊杰,识时务者就是君子。
靠卖主求荣,靠叛国投敌,甚至靠屠杀自己同胞的功劳,在新王朝里,他们即便是挤不进去开国元勋行列,无法获得高官显爵,至不济也可用搜刮盘剥、鱼肉百姓得来的财产继续做大地主、财主。
只要此生能继续花天酒地,锦衣玉食,作威作福,哪管百姓是生是死,哪顾得上身后背负骂名?
所以越是有文化,有涵养,表面道貌岸然的人,在改朝换代,迎立新君,更弦易张的关键时刻,他们越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积极。
他们是靠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以求新纪元来临时,成为其中开创者的一份子,也就是开国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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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过了一炷香工夫,刺史府的大门再次打开,先前那名家丁走出,高声道:“广陵公吩咐,武陵王殿下若是有家事要说,可入府,若是有公事要说,请率诸公去谯郡郡衙,那里自有兖州官员接待。”
司马遵是司马熙雯同父异母,足足小了她三十九岁的胞弟,他很想先进去借着看望阿姐的名义去找陈望表表忠心,但舍弃身后同行的文武百官又有些不仗义,只得高声回道:“臣等这就去谯郡郡衙,请回复车骑将军,臣等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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