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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人到杭州但以赈灾开始(第1页)

苏轼一家抵达杭州,已是元佑四年七月初了。

哲宗继位后的这四年里,苏轼从贬谪中起复,到距宰执之位一步之遥,还又是侍读又是知礼部贡举的,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如饮水者,冷暖自知,他虽然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可这几年受到的攻击也让他对官场,尤其是作京官感到厌倦了。

他屡遭弹劾,说得太多只是一方面,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地位使然,文坛的声望地位为其一,宣麻拜相之势为其二,他又没有庞大的势力做后盾,自然成为最易攻击的靶子。

北宋时的杭州还很普通,远不如东京那么热闹,也没有后来临安时的繁华,但对苏轼而言,杭州却是不一样的。

这是他第二次来杭州做官了,上次是通判,这次是知州,杭州人民爱他,乌台诗案时朝廷来杭州收集苏轼的诗文做罪证,杭州人便十分鄙夷这种行为,后来苏轼被贬黄州,杭州人还派代表给苏轼送过特产。

所以再次回到杭州的苏轼,隐然有归乡之感。

但是在此出生的苏过,则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杭州的知州官邸自然比不上他精心布置的农庄,先行过来的高伸除了买下个空置的工坊外,什么都没做,干等着苏过到来。

高家三人中,高俅最为得力,有主见还能说会道,高杰毛躁且没脑子,但听话有武力,高伸则不显山露水,平素最像个商人,所以苏过才带上他。

高伸汇报道:“杭州的吃穿用度皆与北方不同,而且此地人轻浮求奢,喜欢盖华丽的屋舍,商贾盛行,我们这样的外来户很难立足。”

苏过点点头,和他预计的差不多,自神宗皇帝解除海禁之后,杭州作为两浙路市舶司的所在地,商业氛围远比地处中原的东京浓厚,寻常生意在这里比比皆是,苏过就算是猛龙过江,也根本挣不到什么大钱,所以他从一开始的计划就是响应朝廷“开洋裕国”的号召,进行海上贸易。

不过也是因为西夏占据了6上丝绸之路的要道,所以才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展。

听他这么说,高伸劝道:“出海所需的船只、人手,恐怕短时间内都解决不了,带过来的工匠也完全派不上用场,还是得一边找点营生,一边做出海的准备才好。”

苏过笑道:“那就随便制点香水吧,后面去海外也是要采购香料、药材的,先把工坊运作起来再说。”

高伸点头称是,毕竟其他东西也竞争不过地头蛇。

苏过想了想,又道:“不要与本地商人起冲突,后面要出海,指不定还得与他们合作的。”

高伸笑道:“衙内放心,这个我们省得。”

在两人商量生意的时候,苏轼正在与杭州通判杨蟠商量救灾的事。

浙西一带自去年冬日起便雨水过多,导致多地的早稻迟迟无法施种,等到五六月间,水是退了,可种下晚稻后,又开始一直不下雨,待苏轼到时,已成旱灾。

一年中两季水稻全部遭灾,今年的减产是肯定的的,而杭州的米价已然开始上涨,这样下去,明年的春夏之际,青黄不接之时,浙西百姓肯定会有动荡。

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缺水的问题,其次是平粮价,筹粮赈灾。

苏轼的法子简单粗暴,直接找朝廷要钱要粮,缺水先需要疏通河道,这自然需要花钱招募人手;粮食方面不用朝廷给,只需朝廷暂缓收粮便可,苏轼上书要求朝廷暂时减收本路今年一半或三分之二的上缴米粮,等以后丰收了再分年偿还。

这个方案已经相当人性化了,宋朝在这方面的制度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可挡不住人有问题,所以苏轼的折子递上去很久都没有得到回应。

不过苏轼可不是一般知州,立马又给执政的几位大佬写信,包括文彦博和吕大防在内都收到了苏轼的求救信。

多方呼吁之下,朝廷总算是批下来了,同意地方保留上缴米粮的三分之一。

所以说你要掀屋顶他就同意开窗的这套逻辑,在哪个时代都适用,另外的一套逻辑则是上司永远会打点折再答应你的要求,不然他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这个道理苏过懂,可苏轼不听,选择缺多少要多少,导致粮食还有缺口。

这里面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苏轼其实还可以以赈灾为由办理救荒的贷款,这个是有政策的,后面再让百姓们偿还就是了,但苏轼没有这么做,他采用的是留下部分上缴粮再进行平籴的做法。

这是他的政治理念,放贷于民无疑会让他想起新法中的青苗法,他这次的做法苏过也是赞成的,缺粮的时候给钱肯定不如给粮食。

苏过一直专心在苏轼身边学习,他太缺少这种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了,后世的人无法解决当世的问题,这很正常,因为基本的逻辑都不一样。

像这次浙西这个程度的灾害,在这个时代属于司空见惯的事,古代种田可不就是靠天收,所以朝廷不会专门拨粮,一般都是靠地方自救,和后世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完全不一样。

当然,如果遇到了重大灾害,朝廷还是会采取粮食赈济和减免赋税之类的做法。

遇到不懂的问题,苏过便立即向苏轼请教,让坡仙这段时间完全找回了作父亲的感觉。

但也有产生分歧的时候,比如关于度牒一事。

之前提到过,苏轼向朝廷要钱,但不是要的金银铜钱,而是度牒,就是出家人的身份证明。

在宋朝,想要出家,必须先得有一份由中央下来的度牒,再去寺庙里面剃度。别小看了这个东西,它可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最多时甚至过朝廷岁入的十分之一。

度牒这么值钱,并不是因为想出家的人多,哄抬了物价,而是出家的好处太多了,和尚不用服兵役、劳役,不用交税,寺庙的田产也不交赋税,所以地主也需要度牒。

朝廷没钱,出售度牒也是常规操作,可在苏过看来,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的度牒越多,不交税的人就越多,收不了田租的土地就越多,然后就越没钱。

苏轼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出售的度牒毕竟有限,所以危害并没有苏过所说的那么夸张。

一次两次确实没什么,但你年年卖,打着各种由头的卖,年复一年的下来,交税的人少了倒还没啥,能收田租的土地越来越少了却是致命的。

不过眼下苏轼无心掰扯这个,因为朝廷的度牒拨下来了,但他被人穿小鞋,杭州仅得了三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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